当了那么多年的国民记者，网络红人。郑谦益还没真正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做过什么坏事，哪怕不好不坏的事她都没做过，所有发在国民记者账号里的信息，全部是在抨击没有任何可以辩驳余地的恶人。
    此次郑谦益要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了，朴泰勇的出现告诉她，成为政客不是没有好处的，起码他们在玩特权的时候能走很多捷径。
    她依旧不想当政客也对选边站没什么兴趣，可她完全能做到在谁都不沾边的基础上，做一个民意代表，满世界的敌人就满世界的敌人好了，民意会保护她的，在大选国家民意就可以保护她。
    哪怕不能，一句‘我乐意’也比什么都重要。
    就因为一句‘我乐意’硬是头铁到要去撞南墙的郑谦益，从中｜央地检调阅了检方详细到不能再详细的证据链，先去找专业的妇产科医生求证，孩子出生后是不是一定会哭。
    对方给的答案是孩子出生后并非一定就会哭，有些孩子是不哭的，此时就需要辅助拍打。
    之所以要打一下，即是确保孩子不是个哑巴，也是让哭声协助他把羊水里携带的一些脏污咳出来，还有助于孩子的肺部扩张，保证他可以自主呼吸等等。
    换而言之，没人动，刚出生的婴儿不一定哭，都不一定发出声音。
    此案件的关键证据里，证明被生产的孩子是可以活下去的证据，就是麻醉师和助产士口中，孩子嘹亮的哭声。
    问题来了，这又不是正常接生，这是要堕胎，孩子取出来后为什么要让他哭？
    或者说，谁打了那一下，让他哭的。有没有可能天生就会哭？有可能啊，很大的可能，可郑谦益需要证明的是不一定会哭，否则新证据怎么提交。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所谓的歪门邪道。
    带着这个问题，郑谦益去找到了要堕胎的那对母女，这两人起初并不欢迎郑谦益的到来，等郑谦益说她是想给医生翻案，就改了态度。
    母亲非常努力的帮郑谦益回忆当初发生了什么，可她本人并不在手术室，无法给出回答，郑谦益就只能去找麻醉师和助产士，这两位都很不好找。
    两人都离职了，医院劝退。法律上他们是没有什么连带责任，一切的问题都由主治去承担。
    但手术他们都参与了，官司都打了，主治也被判刑，两人自己都未必想留在医院，医院也不想留下他们，后者给了一定的赔偿金，前者签下保密协议后消失。
    郑谦益先去找母女俩就是知道这两人会消失，也会在医院法务的主持下签署保密协议，自家医院的医生牵扯刑事案件，哪家医院都不会不做防备的。
    医院里的法务团队更不是傻子，所有的问题他们都会预防，保密协议必然会签署。否则也不可能所有记者都查不到详情，只能根据庭审资料来报道。
    有了防备的当事人很不好搞，为了快速推进这个项目，郑谦益开始满世界打电话联系人。
    联系同为记者的同行们，询问当初跟过这个案件的律师，消息半年的国民记者再度大动干戈，全世界找人，郑记者的影响力持续在线，并没有因为她消失了半年就本人遗忘。
    反倒是她消失许久才出现，很多人好奇她是不是追了什么大新闻才隐身那么久。
    消失的半年没追什么大新闻就在家里当一条大咸鱼的郑谦益现在在追大新闻，根据她最终找来的信息，得出了一个很妙的答案，被判刑的医生自己把孩子打哭的。
    能见过的人都见过了，能拿到的资料也都拿到了，郑谦益最后去见的当事人。
    她不能什么准备都没有就去跟已经坐了大半年牢的人说，我要为你翻案，怎么翻？
    这不还在筹谋么。对方要是听到这个说法，一定会骂她是个坑货的！
    那么不靠谱的事郑谦益肯定不干，她在专业问题上一向靠谱。靠谱的郑谦益见到了不靠谱的当事人，对方面对这个问题，即茫然又懊恼，还有两分天要亡我的绝望。
    “习惯，条件反射，我就是..我就..我看到了它..他..我是说，那个孩子，我看到了你明白吗？我看见他我就..”
    就什么就不用再说了，反正都已经发生了，职业习惯带来的悲剧，一切都已经发生，无法挽回。
    见面前郑谦益有想过各种答案，就是没想过这么坑的，但没关系，还有的救，“你愿意反口吗？”
    “啊？”
    “反口你没有动过那个孩子。”新出现的律师跟还没签约的当事人，初次见面不到半个小时，就让对方改口供，“记住我的话，你没有动过那个孩子。”
    医生傻了，“您真的是想要给我翻案而不是弄得我再多个..我不知道，新罪行？”改口供还撒谎，也是犯罪吧？
    改口供还撒谎当然是犯罪了，做伪证更是，郑谦益就是干了。
    半是强迫更多是诱拐到一位当事人的郑律师，确保当事人听懂了她的要求并且会老实执行后，转头就去找了金明芝。
    两边即郑谦益把“济世”彻底捅翻后就算不是死敌也绝无法做朋友，双方根本没有再联络过，金明芝号码都换了，郑谦益还是问了一圈人才问到金明芝的消息。
    这位被“济世”彻底洗牌的事吓住了，不止不再做记者连首尔都不待了，回到了釜山的小村子里，守着妈妈过日子。郑谦益能找到她，还是金明朝给的消息，说金明芝就在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