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吃，而且还能喝上几口酒。吴忠不知从何处弄到了一些白酒，吃饭时将白酒装在了啤酒罐子里，以掩人耳目。看上去，他今天的兴致特好，只见他笑呵呵地走到杨凡这个档口来，在杨凡耳边窃窃私语了一阵后，说：“又过年啦，我来敬各位一杯，干！”说完，他先主动地喝了一大口酒。接着，他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另一个啤酒罐，说：“你们那个不够劲，我们来一点特别的。”
    杨凡、李星和刘天明都明白他话中所指的是什么，于是，接过来每人都喝了一大口。
    “啊，劲道不错，味道也好，是什么货色呢？”杨凡笑问道。
    “是红高梁，不错吧？”吴忠低声回答。
    “哎呀，你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昨天加工厂的统计张谦还托人捎话给我，说为我准备了一点年货，要我过到他那里一趟。”李星说。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过年嘛，搞点名堂是天经地义的。”吴忠笑道。搞名堂，是监狱里经常能听到的一个专用名词，意指犯人间通过私人关系或利益交换而为自己捞取好处。李星由于管仓库，经常有犯人向他要这要那，而李星自然也不会白给，于是，物物交换就这样展开了。
    杨凡知道，李星想搞东西相对比谁都方便容易，每次监狱加餐时，他可以轻易地从监狱食堂拿到最想要的那块肉。他说，身上囚服不够换洗，服装厂的犯人文艺组长陈刚很快就会送上一套崭新的囚服给他穿。当然，监狱加工厂的米酒也是很诱人的，张谦让李星过去，很可能就是去拿米酒或烧鸡的。总之，犯人自有犯人的活法。虽说，在监狱里搞名堂一直是明令禁止的，但实际上长期以来，犯人之间搞名堂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
    杨凡甚至发现，有不少队长还很欣赏那些擅长搞名堂的犯人，如建新学校的房顶因年久失修常漏雨，结果，张涛一次性就从监狱基建一中队工地运来了六十包优质水泥，将学校房间漏雨的问题给彻底解决了。为此，李干事有一次当着杨凡的面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涛，说他虽然也是搞名堂，但是为学校搞名堂，解决了学校的实际问题，值得表彰。然而，又有谁知道，张涛为了这六十包水泥，到底花去了建新学校多少铜钱及其他资源呢？
    当然，在监狱里搞名堂，也不全是名目张胆地物物交换，其他花样也很多，如S监狱医院有一名叫孙贵的犯人，私底下许多人都知道他是搞名堂的大王，但是，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纯属“三无犯人”，即属于那种长年无接见，无惠赠，无书信来往的犯人。然而，由于他被分配在监狱医院劳动改造，这里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潜力可挖掘，他知道，监狱各中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有身份特殊的犯人，当他们厌倦了改造，不想再看到中队队长们那副面孔时，他们往往第一个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医院住院去，想到了搞保外就医这一条路。孙贵对这些人的内心活动把握得很准，并想尽办法为其住院及创造病历提供及时的帮助。自然这些虽是犯人身份的大款们对钱方面是不会吝啬的，更何况搞一份能证明自己已患上肝炎的化验单，只需几千元人民币就能搞掂，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孙贵少不了从中要狠狠赚上一笔，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他同监狱各中队里那些有头有脸有“大人物”关照保护的犯人们很快地就建立起了一种相对牢靠的关系，为他日后呼风唤雨打了坚实的基础。
    提起孙贵，杨凡到图书组特别是当上了《建新报》编辑后很快就认识了他。杨凡仍记得，那天他是由一名他们医院中队的队长带来的，看得出，他跟魏华很熟，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般热情地攀谈起来。记得是魏华主动把杨凡介绍给孙贵认识的，见面后，孙贵从手提的塑料袋里拿出好几份稿件来，他对杨凡说：“老杨，这是我们医院向《建新报》的投稿，还请多关照啊。”
    “准确地说，《建新报》需要你们的关照，没有各中队服刑人员的踊跃投稿，那来《建新报》的今天？”
    “那就彼此关照吧。”孙贵爽朗地笑道。
    从此以后，孙贵每次来到编辑部都会主动地同杨凡攀谈几句，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地也算是朋友了。不过，虽然如此，有关孙贵的人生经历还是从魏华的口中获得的。
    据魏华说，孙贵早年在兰州军区服役时，曾是一名正营级军医，在部队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最令他为之骄傲的是，他曾率领一支巡回医疗队，踏遍内蒙古、甘肃及新疆等偏远乡村，为当地穷困牧民送药治病，为此，一九七七年秋曾获得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并荣立个人一等功。后来搞改革开放了，他也转业到了地方，可能是经受不了改革大潮的冲击，也可能是耐不住贫寒，他毅然决定下海了。据他自己对人说，自下海之后，他的人生之路就没有平坦过，六年前，他从四川山区的一名农村人手中买下了一张熊猫皮，此前，他听人说在海外市面上，一张熊猫皮能值五十多万元人民币，本想通过手中这张熊猫皮将下海以来做生意亏欠的钱给全部补上，那知，一分钱没赚到，反而被公安人员以倒卖熊猫皮给抓了起来，最后，被判无期徒刑送到S监狱来服刑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