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了，拿到起诉书快有一个月了吧，好像你的律师也来见过你三次了，为何还没有开庭？”黄远昆不知什么时候结束了打坐，既然关心起杨凡的案子来。
    “昆哥，谢谢你的关心，起诉书至今我并没有收到，不过听张管教告诉我说我老婆早已收到检察院有关我的起诉书了。至今为止，已先后有两名律师来见过我，论次数加起来有五次了，其中，王律师看了我的审讯档案后，建议在庭上作无罪辩护；而另一名郑律师则反对作无罪辩护，认为这样，可能会引起检察官和法官的不满，从而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所以，郑律师主张通过设法打通关节和在庭上主动认罪以及作减轻刑罚辩护相结合，让检察官和法官们气顺了，就可能被判较短的刑期。郑律师还说，按他的意见去做，是目前最明智的选择，相反，如果硬同那些人对着干，则最终结果只会更糟。对两名律师的意见，我也是取棋难定，不知如何是好。通过进看守所这几个月来的观察了解，我已经明白，不同社会的法律有很大不同，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普通法社会里，一个人有没有罪，关键看证据和陪审团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们那里，律师的水平及其在庭上的表现，常常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案情的审判结果，以致那些真正受冤枉者能够当庭被无罪释放。而在我们这里，所谓开庭也只不过做做样子、走走过场罢了。一个人到底被判多少年，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实际上在对此人开庭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因此，律师在庭上作不作辩护，一切已变得无关痛痒了。正是有这种考虑，所以，我觉得郑律师的意见具有较大的可采纳性。不知昆哥对此有何高见？”杨凡详细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老杨，你的看法是对的，不愧是一名博士，看问题的深度就是与一般人不一样。实际上，我的看法是，同样是人，生活在不同社会里是有很大不同的。做这里人，很不容易，首先，你凡事都必须忍，即使你没有犯罪，你确实是冤枉的，但只要上面认定你有罪，那么，你除了花钱去打通关节外，已别无其他选择。而且，你还必须要同他们保持一致，犹如平日媒体铺天盖地说的那样，必须上面必须保持一致，如果你想通过法律来求得公道、公平，或想以其来洗脱自己的冤情，还自己一个清白，那是非常艰难的。说句老实话，我到今天还好后悔，我后悔的是当初为何没有想到移民，如果能成为其他社会里人，也许就不用在这里坐牢了，至多判我个驱逐出境罢了。S市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们也都知道的，他早年也是这边的人，七十年代因偷渡到香港而成为香港居民，八十年代末期，趁这边搞改革开放赚饱了钱之后，又及时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一年前，他被抓了，涉及金额好几亿元人民币，结果呢，只判了十七年另加驱逐出境，所以，他一天刑期都没有服过。但如果他是一名这边的人，其结局又会如何呢？依我看，他就是有十条命也全完蛋了。你说他聪明不聪明？”这是杨凡第一次听黄远昆向众人发表他的高论，听后不禁对他有些刮目相看。
    “昆哥，你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啊，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小弟很是佩服。”书生气十足的李建略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过，听完几位老大哥的高论，倒使我不禁想起了另外一件事，这就是，几天前我偶然间看到一份资料，说的是W市一桩轰动一时的抢劫大案，公安部门可谓破案神速，不用一个星期就把案子给破了，而且前后也不用半年时间，就把三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给判了罪，其中，有两名被判了死刑，一名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由于此案的迅速侦破和结案，以致凡是经办此案的公安及法院有关人员，都纷纷被加薪和提职，可谓喜气洋洋，人人满意。然而，可能是那三名被告命不该绝，也可能冥冥之中真有神灵相助，就在他们无助地、绝望地等到‘八一’建军节前夕用鲜血祭国旗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广西玉林地区的公安人员特意前来广州办案取证和退回赃款赃物时，明确告诉广州市的公安部门人员，他们已经破获了一单重大抢劫集团案，并成功抓到了该集团的几名主要成员，据该集团几名主要成员招供，他们曾在某年某月某日在W市用同样手法作案过一次，所获赃款赃物及杀人情况都一一全部供认清楚了。广州方面的公安人员听完后，起初不肯接受玉林方面的说法，说这个案子他们自己早已破了，结案了，一定是玉林方面的办案人员搞错了。后来在玉林公安人员把有关案情发生的事实全过程和相关人证物证都抖露出来了，W市方面才不得不承认玉林那个抢劫集团的几名主要成员也就是W市那单轰动一时的抢劫大案的作案者。这样一来，原先被认定有罪的三名被告才意外地从鬼门关口边沿被拉了回来。你们说这事险不险？”
    “屈打成招自古有之，不同的是，如今又进一步给发扬光大了，而且还创新了不少。”这是张小平的声音。
    就在黄远昆、杨凡等几个人谈意正浓的时候，突然，张军与邵建国为做花的事在风场打起架来了。黄远昆叫崔虎和李国华到风场去制止他们，杨凡也机智地跟着过去了。
    经过询问了解，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张军怀疑邵建国乘他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