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通过战争夺取别国的财富和土地，用来补偿将社会财富都用在军事上的国民和贵族。

    所以在实现“利出一孔”的头几十年中，西宋因为赶走了女真，吃掉了大理，驱逐了西凉，还入侵了蒲甘缅甸，的确得到了许多地盘。虽然这些地盘并不富庶，但是好在够大，也足以弥补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利出一孔”国策中的付出。

    可是在西凉西迁后，西宋的扩张就接近了极限。

    因此扩张的成本急剧增加，而受益却越来越少，以至于无法覆盖成本了。

    而“大蒙古战争”就是西宋扩张政策走到极限的标志。

    虽然西宋的军队仍然非常犀利，哪怕在西方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也在亦列堡和碎叶河战场上吃了血亏。

    但是战场上的胜利，却没有办法转换为实实在在的“战争红利”。

    因为大蒙古战争的成本太高，战利品的价值又太低，根本不足以覆盖成本。

    而在大蒙古战争后期，西宋发动的第三次中原大战，又一次撞在了东宋的铁板上面——“人民币玩家”的优势，是屌丝玩家不敢想象的。

    所以从大蒙古战争开始，西宋就进入了亏本扩张的时代。

    虽然亏本，但也必须扩张！

    因为西宋就是利出一孔的体制，如果这一孔不存在了，国内那么多军户和qiāng大夫怎么办？他们没了出路，还不得造大宋官家的反啊！

    所以为了维持“一孔”路线，西宋就得硬着头皮在中亚和蒙古人互砍。而为了降低战争的成本，又不得不纵容西北的藩王扩张势力——因为在远离中央的地方，藩镇的效率总是高于中央直辖的官僚和军事机构。所以利用藩王进行战争对财力薄弱的西宋来说是唯一的选择。

    与此同时，西宋帝国为了安抚在大蒙古战争中所获不多的qiāng大夫和军户，又不得不给予他们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

    而特权给多了，自然会形成门阀垄断上升通道的格局！

    到了西宋皇帝赵冕执政的保胜年间，西宋的朝廷的威望和号召力，都已经大不如前了。

    不仅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苗头，而且在西宋的核心地盘上，也出现了许多占有大片土地的军事贵族。

    他们占有的土地早就打破了西宋靖康年间定下的3200亩的上限，而是几万亩、几十万亩的占田，甚至出现了占田百万亩的军事豪门!

    其代表就是襄阳岳氏（岳翻的后裔）、鄂州岳氏（岳飞的后裔）、荆门宗氏（宗泽的后裔）、江陵韩氏（韩肖胄的后裔）、夏州曲氏（曲端的后裔）、长安种氏（种师道、种师中的后裔）、凤翔张氏（张俊的后裔）等等，家家都有百万亩以上的土地。不仅连州跨郡，而且还筑有私城壁坞（全是棱堡），俨然就是一方君主。

    而占地达到几十万亩乃至上百万亩的军事豪门，自然不是普通的地主，而是真正的封建领主了。

    如果以收入（地租）计算，占地百万亩的军事豪门至少拥有五十万石的收入。而且不必纳税！

    而要耕种这百万亩土地，至少需要三万佃户，也都在军事豪门的控制之下！

    这样的豪门，当然都是强宗大族，家主之下，自由宗族、门客、死士、家臣，随随便便就能拉出几千人qiāng。

    这些军事豪门不仅垄断了大量的土地人口，而且还牢牢把持着华山讲武堂，几乎把华山讲武堂变成了军事名门的私学。

    另外，他们也打破了军户不得参加打靶取士的规矩，利用优质的线膛qiāng和从小就接受严格训练的子弟去抢夺寒门上升的孔道。

    而且为了确保自家的子弟可以在打靶取士中获胜，他们还联手修改规则，增加了骑马打靶项目。从而大幅提升了打靶取士的门槛……

    所以到西历14世纪的时候，西宋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活力，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军事强国。

    当然了，西宋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且不论西宋的国家军队如何，就算那些军事豪门拥有的私兵拉出去也足够察合台汗国和大蒙古国喝一壶的了。

    所以在光明圣女忽秃lun察罕促成的和平条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