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光目录便有整整六十卷，也就是三十多册书。
    除了首卷上记录着王通此前看过的序言之外，剩下那些索引的内容都相对有些枯燥。
    当然了。
    这里的枯燥只是从阅读角度得出的感受，对于解析《永乐大典》的史学家来说，这些目录的价值就显得很高了。
    “根据金陵大学翁同教授团队的汇总，目前我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永乐大典》中每一部所对应的内容。”
    朱祁镇与王通张莹始终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很有风度的一边引路一边做着介绍：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等多个方面。”
    “譬如话本、杂剧主要记载在卷13542至14003，戏文一百零二种，杂剧两万四千多则。”
    “诗词方面则主要分布在卷3453到卷4355之间，跨度接近一千卷，发现有诸如王维、韦庄、王贞白、李群玉的作品，其中很多诗词都没被康熙年间编纂的唐代诗歌总集《全唐诗》收录。”
    “目前这些诗词已经汇录到了文化部的档案中心，接下来会逐渐对外公开揭秘，其中有部分诗词应该也在今后几年陆续添加到中小学生的教科书里。”
    “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最重要的资料还是……史料以及古代科学——准确来说，是古代的工学与医学。”
    听到朱祁镇这番话。
    张莹顿时来了兴致：
    “朱先生，您详细说一说呗？”
    “没问题。”
    朱祁镇痛快的点了点头：
    “没问题，咱们一步步来吧，先从史料说起。”
    说话之间，朱祁镇停在了一处展柜边，指着展柜内说道：
    “古代的史料一般可以分成很多个类别，譬如说有关古代政治制度的汇总文献，还有史官所写的史料，以及地方的方志等等。”
    “广义概念上的史料在永乐大典中足足占据了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光是方志就超过了两千多种。”
    “例如咱们面前的这个展柜里存放的便是《梁益集志》，一共7册14卷，记载了云贵川及部分陕甘地区从东晋时期到明代以前的各类资料。”
    “其中有人物传记、地理志以及编年史等要素，如果短期内没有其他考古新发现，这本《梁益集志》应该会成为华夏时间跨度最长的地方志。”
    “当然了，这样说起来有点空泛，我找个例子给你们看看吧。”
    只见朱祁镇左手手掌在空气中微微一晃，一册《永乐大典》便出现在了他手里：
    “在这册《永乐大典》被发现之前，史学家对于古滇国的诞生一直持有争议。”
    “有些人认为古滇国的出现与中原有一定关系，而有些人则认为古滇国是当地自发形成的文明部落。”
    张莹轻轻点了点头。
    她和王通都属于标准的北漂，王通来自江南地区，而张莹的老家则位于滇省文山州。
    因此尽管张莹的所学专业与古代史无关，但在涉及到自己老家相关历史的时候，这姑娘还是多少了解一些情况的。
    朱祁镇所说的古滇国位于滇红的滇池地域，是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内陆国。
    它在历史上大约存在了五百年，创造过极其灿烂的青铜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也曾经简单提及过这个文明古国，1955年的时候滇红省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开始挖掘，经过14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古墓50余座，最终出土文物4000余件，其中还包括了轰动全国的“滇王之印”，正式印证了这个古文明的存在。
    当然了。
    那次出土文物中名气更大的是另一件铜鼓形贮贝器，鼓面上铸52个人物和1猪1犬，中央立有1对蛇盘绕的圆柱，柱顶立1虎。
    柱右和柱前是3个或被双臂反绑、或戴锁枷的裸体人，当为用来祭祀的牺牲。
    旁边1位乘坐4人肩舆的贵族妇女，可能是主持祭祀仪式的女奴隶主。
    这个栩栩如生的铜雕反映了古滇国神秘的祭祀文化，专家们根据青铜器的用途和外形，将它命名为“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并在2013年的时候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之中。
    古滇国在考古领域中一直都是神秘文明的代表，有关古滇国的来龙去脉，以前在我国的古代历史研究中几乎属于空白。
    有些人认为古滇国与中原文明有关，有些人则认为古滇国的青铜器与中原出入极大，绝不可能与中原有关。
    如今听朱祁镇的意思……这个华夏考古学中的未解之谜之一，今天已经有了答案？
    随后在张莹与王通好奇的目光中。
    朱祁镇熟练的将这本书翻到了中间一页，指着上头的内容对张莹二人说道：
    “而在这册《永乐大典》之中，我们明确找到了有关古滇国文明的来历。”
    “你们看这里，【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
    “【庄蹻麾兵越黔中，直取沅南，且兰、夜郎望风而降，长驱直入至滇水之滨。欲修书报楚威王，忽闻楚地已陷秦，归途既绝。遂驻滇水，揭竿自冕，建国滇越，自号庄王】。”
    “【后庄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汉元封二年，开西南夷，滇王降，设益州郡，领县二十又七，汉王赠滇王滇王之印……】”
    “其中第一段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完全一致，而第二段则是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文史资料。”
    “按照上面的说法，楚国时期庄蹻出兵云贵，打下了沅南、且兰和夜郎，但就在庄蹻想要回兵之际，却得知秦国攻下了楚国，于是便在滇水立国了。”
    “……”
    张莹静静听完朱祁镇的介绍，忍不住摸了摸下巴：
    “庄蹻啊……我小时候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
    朱祁镇点了点头：
    “嗯，庄蹻是是楚庄王的后代，历史上也确实率兵征服过云贵，结果打到一半后路被秦国人切掉了。”
    “有些史料表明他在滇省自立为王，但后来的走向却又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他被手下反水刺杀了，有些人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了一位叫常頞的人发动老百姓修建‘五尺道’通滇，最终王翦发兵灭了滇国。”
    “而如今这段史料的出现，算是给这个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
    张莹盯着朱祁镇手上的《永乐大典》看了几秒钟：
    “朱先生，这段史料是谁记录下来的？可靠吗？”
    朱祁镇扫了她一眼，报出了一个名字：
    “班固。”
    第818章 又一个颠覆认知的史实
    “班固？”
    听到朱祁镇嘴里蹦出的这个名字，张莹眨了眨眼：
    “班超他哥，班马组合的那个班固？”
    朱祁镇笑着点了点头：
    “没错，就是那个班固。”
    张莹立马不说话了。
    如果《永乐大典》中记录的那段内容出自班固之手，那么资料的权威性就不需要质疑了。
    班固乃是汉朝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品便是赫赫有名的《汉书》。
    《汉书》是一部汉朝的正史，共分纪传、表、志、传等四部分，其中班固负责纪传部分的撰写。
    整部书以其精湛的文学技巧和深入的历史研究，成为了中国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尽管后世很多人认为《汉书》有些流水账，行文间也有些阿谀奉承之色，但其中有些说法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班固当初在修《汉书》的时候曾经被举报过私修国史，于是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
    “私修国史”罪名很大，譬如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了。
    而这件事背后本质的原因在于皇权交替，所以班固在被放出来后对于汉代官方的评价略有保守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譬如《汉书》开篇便将刘邦吹的神乎其神（其实本质是为了体现刘邦后代汉明帝的英明神武），很多看刘邦不爽的人就看不下去了。
    此外，《汉书》与《史记》在匈奴资料方面有高度重合，并且对李陵、霍去病和卫青三人的评价也都有所出入。
    因此李、霍、卫三人的真爱粉和黑粉便各自以《汉书》与《史记》为凭打嘴炮，从几百年前打到了后世的互联网都没分出胜负。
    《汉书》也好《史记》也罢，有相当多的‘黑料’其实都是出自另一方的夸大乃至抹黑。
    因此单纯从史学贡献上来说，班固其实是一位排名非常靠前的史学权威。
    更别说《永乐大典》的编撰者在摘录资料的时候同样也会进行考证，双重保险之下这篇资料的可靠程度还是无需质疑的。
    某段困扰史学界许久的未解之谜，如今就这样顺利被揭开了谜底，这也算是《永乐大典》价值的一大体现吧。
    看着一脸感慨的张莹与王通，朱祁镇的手掌又往后方的展柜摊了一下：
    “实际上在《永乐大典》出土后，类似古滇国的情况还不在少数。”
    “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咱们身边的九号展柜，展柜内放置着16册《永乐大典》，在整个展厅里算是单位密度最大的展柜之一。”
    “这部分《永乐大典》中记载着《史记》的遗篇，其中也记录了一个可以颠覆很多人认知的历史真相。”
    摘录班固记录的《永乐大典》位于八号展柜，存留有《史记》的《永乐大典》位于其隔壁，这也是国博方面刻意为之的小彩蛋。
    《史记》。
    这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古代典籍之一，被列为四史之首。
    其中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史记》系统的总结了春秋战国至汉初以来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对诸子百家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
    《史记》前后历经十六年才完成，乃是华夏历史上第一部 记传体通史，全书52万余字，对后世影响极大。
    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不过遗憾的是，后世看到的《史记》内容，与原本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区别，这些原本没流传下来的内容便被称为《史记》遗篇。
    因为与班固不一样，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对于官方多有赞誉，但太史公秉持的却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笔下毫不留情。
    例如在写到汉武帝时，他身为汉武帝的朝臣，对于汉武帝的过失丝毫没有隐瞒。
    他甚至直接了当地揭露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祀，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行为，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
    司马迁的这种做法，触怒了汉武帝和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