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写过其他的议题啊，都是社会关注的话题。”
    “你是写过不少，批评右翼党派的和抨击阶级固化的，还有讨论军事基地附近的混血孩子被霸凌的现象。
    虽然不会被禁止发表，毕竟还是有出版自由的。但你发出来就等着被骂，销量也不会好多少，就像《白夜》一样。
    另一方面吧，全世界现在都差不多，种族和阶级这两大议题都不允许讨论，只有女性议题还可以发言。”森内小姐哼笑着。
    虽然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在轻视女性，但言语是拥有力量的，这也是我选择了新闻业的原因。
    不过对于这个议题我还是有些犹豫，我什么都影响不了，很多事都没法解决，指出来也不过是感到更多的痛苦。
    “我知道你的想法，的确贫困的女孩没钱或者没有精力看书。但也许能影响到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不是吗？你想想你自己，为什么要写下那些文章？”森内小姐继续劝道。
    “好吧，我回去翻翻底稿，选一部分出来修改。”我松口了。
    说实在的，我总觉得有时候自己在重复外公走过的路。
    森内小姐拍拍我的肩膀，“你要注意身体，其他不太紧急的稿子可以先放放，合集进展顺利的话，还会有见面会之类的活动要举办。”
    我倒是没有反对这句话，我想要暂时停止写《真相》的文章，不过不是因为身体吃不消，也不是我推理不出来，只是最初的时候，我是想要给自己一个解释来接受阵平的牺牲。
    所以我会在资料库里查凶手的过往经历，看他们是不是因为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原因走向了犯罪，最开始的时候，我的确给自己的理性一个勉强能理解的答案。
    就像日本地震海啸频繁，是因为它位于两个板块之间，地壳运动活跃。
    天灾有了解释，人祸也一样。
    那些残忍的凶手不仅因为身上天生存在冷血残酷的基因，还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暴力，被社会环境排挤，所以最后才导致了犯罪。
    我知道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正确，好像是在给犯罪者找理由，这也是我现在写不下去的原因。
    旁观者也许能做到冷静地分析那些悬案中的嫌疑犯的背景，从中找到动机，进一步破解案子。
    但我是受害人一方的，越发不想去思考凶手的动机。
    高中的时候，那些男生被父亲称为天生坏种，父母没有教育好，他把过错安在对方头上。那时我对受害者有罪论的理解并不充分。
    大学为那些女孩奔走，她们就是被媒体和身边的人不停地骂，说她们拜金，所以才会去参加那样的聚会，是活该，她们受不了，所以才会不希望我们继续下去。
    我出国不止是因为想要躲避父亲一事的影响，也是想离开那屁事不管的学校和当时环绕在我身边的这种言论中。
    在英国遇到白马探后，我才理解了受害者有罪论的逻辑。
    我们是在福尔摩斯博物馆门口认识的，我只是在打卡景点，他是第不知道多少次来参观，那天在下雨，没什么游客。
    我们同为日籍，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不免会进行交谈，白马探那会儿大概是在读高中。
    “您有喜欢的推理作品吗？”
    我没有看过太多侦探小说，“我比较喜欢社会派推理，看过几部松本清张的作品。”
    “他的诡计设计也很精妙。”白马探点点头。
    后来他邀请我参加一个类似扮演角色的剧本杀游戏，我略感兴趣，就答应了下来。
    那时这种游戏很新奇，也让我大为吃惊，所有参与者都有动机，受害人性格很差，被所有人讨厌。
    玩完之后，我好奇问他，“为什么受害人要这样设计？”
    白马探的父亲是日本警方高层，家学渊源，也是他的兴趣，他作为一个侦探在各地活跃着。
    他自然对此理解更深，简单又通俗地解答着，“我们扮演的是嫌疑犯，如果受害者是一个大好人，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人会被自己的角色杀死，那我们怎么代入游戏角色呢？”
    “可是现实中也这样苛责受害者，我们又不是嫌疑犯，为何要把自己放在同样的位置思考呢？”
    白马探轻柔地笑着，“我们会这样想，被害人是有问题的，只要我们不像他们做过那些讨人嫌的事，就不会被伤害。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若是你每天欺负邻居，对方也会发怒反击。
    如果你和邻居和睦相处，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但也会发生只是在路上走路，就被想要报复社会的杀人狂害死了的事，这种说法的打击面就变大了，也就变得错误了——不让单独夜行等等，可这时问题就不在走路的行人身上了，每个案子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他的言语越发犀利，“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近年来日本就出现过很多次无差别杀人案，各国都有这类案子，让人缺少安全感。所以这种受害人有罪论也安慰不了多少人的心理。”
    我若有所思，“那你觉得受害人是没有过错的吗？”
    “就案论案，人无完人。”白马探答道，“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受害人，那在法律层面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能排除之外的问题，也许是这个人贪图小便宜，所以被诈骗犯骗了钱。”
    从白马探那里解决了一些困惑，所以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分析那些悬案嫌疑犯的过往经历是为自己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