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颂》中有一篇《清庙》是讲祭祀祖先的文章。后来《毛诗序》，一本专门为诗经作序的作品中提到，清庙正是祭祀的文王。
    所谓“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
    这首诗要如何下笔，只需要明白这文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文王指的是周文王姬昌，也是商朝的开创者，殷朝末年，天下动荡，当时还是西伯的他，招贤纳士，攻伐殷纣，奠定了周一统中原的基础。所以在周朝的百姓眼里，这位文王始终是一名威德具备，不可超越的开国君主。
    《诗经》里面有相当大的诗篇都是赞美这位文王，周颂的颂字也是歌颂的意思，明了这个，这首诗的主旨也不让人意外了。
    谢舒并不奇怪会试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毕竟会试的录取名单还是需要皇帝来批复的，也就是说皇帝很有可能会亲自查看试卷。
    而翰林院如此明显的出题用意，从侧面的一定角度说明了这位皇帝的风格。
    不过谢舒对于这种应制诗并不排斥，在有限的发挥余地里，能写出精彩的文字也不失为一种挑战。
    而赋的题目比起刚才的诗更要直白，以《周以宗强赋》为题，此句出自《史记序》“管蔡世家”：周公主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改过。
    说的便是周朝怎么兴盛繁荣的事情。
    这也不算难，谢舒直接把格式先写好，第一行只用写“奉”字，第二行才写题目。
    至于试论往往出题的范围都要宽泛许多，不仅限于四书五经，对于考生而言，是一道难题。
    同时，论题虽然也有命题，但比起诗赋没有那么严格的韵律，灵活性和自主性大了许多。
    谢舒看了此次论题的题目，轻吸了一口气，果然并非出自四书五经，是选自《汉书东方朔传》的一段话。
    题目则是《文帝道德仁义如何》。
    这题目看似和刚才的诗赋的风格差不多，不过谢舒很快就发现，这两者其实大相径庭！
    首先诗赋的题目要模糊许多，考察了应试者对经义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不过只要熟知这些典故，就能明白诗赋的内容该如何作答了。
    试论却不然，虽然清楚地写明了要论的人是文帝，但是主旨是相当暧.昧的，这个题目也是极其少见的疑问句，也就是说，需要考生通过这段截取的史实来论证文帝的道德仁义。
    既是汉书，那么文帝当然指的是那位开启了“文景之治” 的汉文帝。他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向来被认为是一位明君，而且截取的这段《东方朔传》中，东方朔规劝武帝，便是以文帝的风范为例。
    谢舒手心微微出汗，他这时知道这题难在何处了，难就难在如何论证！
    因为文帝在众人眼中，本就是一个仁君，那么又有什么论证的必要呢？而且试论讲究破题和立意，破题是理论的出发点，所谓一篇之意，皆涵于此。
    但这篇不仅要破题出彩，立意也要尤其独特，方才能够脱颖而出啊！
    谢舒细细回忆他曾经看过的史学研究，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汉文帝当然可以称得上是仁慈之人，但只要为君者，就不可能完全仁慈。
    至少在两件事上，足以让人诟病，一是出尔反尔曾答应过封功臣为王，可最后却赶尽杀绝，二是为了收拢权力，将当时的丞相周勃屈打成招，含冤落狱。
    这些又哪里算得上仁义道德呢？
    这样写，确实立意特别。
    但谢舒的笔尖停留在空中迟迟不愿落笔，他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姜鸿的话语。
    老师曾经说过，科举场上瞬息万变，要慎之又慎。
    故见题目莫先于认题意，认题意，莫先于识本原。
    那么他应该要确保的是所交的这份答案让所有人都满意。
    谢舒苦思冥想许久，忽然心中一动，笔尖重重落下，这样写到：“文帝本是仁厚之君，故其道德义皆是从仁之来，向使文帝无此仁......”①
    直到申时，谢舒才将前面的诗赋和经义写完，中午他只是草草吃了些自己带来的干粮，但丝毫不觉得饥饿，反而精神奕奕，再度打开策问的卷子。
    这时离考试时间只剩下一个时辰了。
    此次的策问和会试不同，除了第一道问的是经史，其他两道都是问的时务。
    第二题问为治国之本的农业，事关农耕，第三题就吏治弊病等问良方，事关吏治。
    这两道题都很有针对性地就国家的政策弊端提出了问题，这样的策提倾向之前姜鸿已经预测过。
    而这两道题谢舒也不陌生，老师这些日子以来，在时政这一块，让谢舒花费的功夫最多。
    士农工商，是民众之本，而吏治国政，更是社稷的基础。时策的意义除了能够观朝政的得失，也要知道百姓的疾苦，这才是策论和时务结合的意义，而非单一以经义为题。
    谢舒在草稿上将要写的几个点都琢磨了一下，再下笔的时候，几乎没有停顿过。
    等将所有的试卷都答完，谢舒仔细检查一番，确认韵律都写对了，格式也都正确方才作罢。
    从考棚出去的时候，已是黄昏了。
    天边云雾蒸腾，金灿灿的霞光熊熊燃烧，点燃了一道明亮不息的火焰。
    考试一结束，周围那些喧嚣沸腾的声音变得真实起来，但所生的欢喜和烦恼却模糊不清了。